2020年肉牛牦牛产业发展趋势与政策建议-ag真人国际官网

肉牛牦牛产业链实现全线增产增收，其中，中小规模母牛养殖场（户）的自繁（殖）自育（肥）模式盈利能力最强。肉牛养殖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程度有所提高，这“三化”包括单场大规模和“小群体、大规模”两个模式，但总体上我国的肉牛养殖方式仍以后者为主体。

牦牛仍是传统的散户养殖方式为主。部分区域推行联户放牧、专业合作社集中养殖经营模式，以公司为经营主体的牦牛设施化、规模化养殖模式开始普及。在部分地区，肉牛牦牛养殖业已经成为助力脱贫攻坚的战略性主导产业，在“贫困县”、“粮改饲”等实施区域肉牛养殖量增加，成为农牧民养牛脱贫增收的有力武器。

中部、南部和部分西部等牛肉产区的肉牛养殖场和屠宰加工企业，从东北三省、内蒙古、新疆等牧区和半农半牧区购进架子牛进行短期育肥出栏，获利颇丰。整体上，肉牛养殖和屠宰加工区域分离状况明显。西部、北部和中部肉牛屠宰加工业整体产能过剩。

牦牛以散户放牧、母牛繁殖为主要生产方式。由于市场需求力度增大和养殖技术的进步，不但开始对牦牛进行育肥，而且育肥区域依据季节和饲料充足度向低海拔、半农半牧区加速转移。呈现出明显的“高繁低育”（高海拔区域繁殖，饲料资源丰富的低海拔区域季节性育肥）、“标准化屠宰加工”的产业特征。

牛肉批发市场价格由2019年1月的61.08元/公斤上涨至12月的69.9元/公斤，价格继续趋涨。虽然本年度养殖效益相对较好，但是由于肉牛养殖的“高成本高收益”格局，育肥方面受犊牛资源紧缺的影响，犊牛购买成本高，繁育方面受母牛价格持续高位影响，养殖成本仍居高不下。

2019年拥有肉用公牛的种公牛站34家，肉用采精种公牛存栏2298头，涵盖30个品种，生产冻精2600万剂，产值在3.5亿元以上。冻精生产主体为西门塔尔、利木赞、夏洛莱和安格斯等品种。估计全国每年本交种公牛需求量约10万头左右，年产值超10亿元。以核心育种场、种公牛站、技术推广站和人工授精站为主体的繁育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现有核心育种场46家，存栏21071头优质种牛，涵盖地方品种、引进品种、培育品种、水牛和牦牛等共计21个品种。

1.4.1 在遗传育种与繁殖方面，遗传资源保护工作得到了进一步提升，2019年农业农村部启动了青藏高原区域牛遗传资源补充调查工作，加大了资源保护力度。着手开展地方品种登记工作，为健全地方畜禽遗传资源动态监测平台建设，加快地方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开发利用提供了有力支撑。在保护和提纯复壮地方品种资源的同时，充分利用其特定性状进行商业化开发，部分品种形成了“以用促保、保用结合”的良性循环模式。技术支撑体系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数据传输系统建设日臻完善，有力推进了联合育种；分子育种技术体系进步较快，构建了肉牛全基因组选择指数及技术平台并推广应用。肉牛新品种培育和群体遗传改良进展明显，秦川肉牛、利鲁牛、无角夏南牛、延和牛、张掖肉牛、肉用褐牛等新品种系统选育工作持续开展，并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华西牛”新品种培育工作。

1.4.2 在饲料营养方面，进一步优化了粗饲料近红外快速评定技术，初步建立了以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为依托的肉牛牦牛饲料营养价值开放数据库（http://www.rnfeeddata.com）。低成本饲料资源开发利用技术得到普及推广，集成了基于不同地区饲草料资源的全混合日粮（tmr）饲喂、西杂牛低成本阶段差异化育肥、奶公犊产效双增利用、夷陵牛等地方黄牛生产中高档牛肉、高原放牧母牦牛和犊牦牛有效补饲、农牧交错带季节性舍饲错峰出栏和低海拔农区牦牛高效健康饲养等多项技术，并推广应用和科普宣传，有助于解决传统饲养模式存在的饲料结构单一、饲草料转化利用效率低、舍饲成本高、增重慢、肉质差等技术难题，推进提高了标准化养殖比例和产业链的延伸、促进了肉牛牦牛养殖节本增效，肉牛牦牛养殖户增产增收。

1.4.3 在牛病防控方面，2019年我国首次爆发结节性皮肤病两起，通过移动控制、消毒、扑杀和山羊痘疫苗紧急免疫，有效控制了疫情。进一步确定了犊牛腹泻综合征和牛呼吸综合征的主要病原体和优势型，为制定和研究有效防控措施奠定了基础。牛结核-g干扰素检测试剂盒、牛支原体等温扩增检测试剂盒获新兽药证书。发布牛传染性鼻气管炎诊断技术和牛泰勒虫病诊断技术等两项行业标准。建立了牛呼吸和腹泻综合征相关病原的多项检测方法。牛传染性鼻气管炎基因缺失疫苗获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生产应用）1项；牛流产布氏杆菌a19基因缺失标记疫苗、牛传染性鼻气管炎/副流感3型二联灭活疫苗进入新兽药注册复核阶段。牛支原体弱毒力疫苗完成了临床试验，其他疫苗如多杀性巴氏杆菌a-b型二价灭活疫苗及亚单位疫苗的研究也取得显著进展。牛用抗寄生虫新兽药“羟氯扎胺原料及混悬液”进入新兽药注册的复核阶段，防治牛泄泻中兽药“鹳榆止泻散”申报新兽药注册。在牛病综合防控方面，制定牛泄泻、前胃迟缓的中兽医辨证施治技术规范2项，制定了牛场生物安全评估标准和在线评估程序。

1.4.4 在屠宰加工方面，由于非洲猪瘟疫情及畜牧环保整治等影响，国内肉牛屠宰加工企业更加注重节本降耗、提质增效。采用电解质补充、调整电刺激前放血时间等措施，有效地降低了dfd肉的发生率，并通过高氧包装等改善dfd牛肉的颜色品质。通过微生物在屠宰加工过程中的精准追溯，实现腐败菌在生产工序中的靶点控制；利用天然植物提取物开发新型活性包装（真空贴体包装、降氧气调包装等），并结合冰鲜和微冻贮藏方式综合改善冰鲜牛肉的品质；分析不同地区不同部位肉牛牦牛肉加工特性数据，进一步扩充牛肉加工特性数据库；建立了地方牛煎烤类肉质量等级标准，开发了低值部位肉品质升级与特色预加工技术、差异化嫩化技术、牛副产物预制调理等多项技术；对传统酱卤制品进行现代化改造，形成了粉蒸法、蒸煎法、滚揉热蒸法等替代传统酱卤的新模式；研发了中式牛排、牛肉盐水火腿、复合牛杂肉饼等系列产品，开发出适合牦牛精细分割的真空贴体包装牦牛肉及其副产物产品。

1.4.5 在牛舍建筑与设施设备配套方面，不论规模大小，“经济适用”意识明显提高。规模化企业越来越认识到牛舍建筑与设施设备投入的重要性和侧重点，围栏养殖模式因建筑类固定资产投资大大降低而更受青睐，分群饲养、自动投喂、清粪及饮水设备设施上的投入能有效提高牛场的自动化程度和管理效率。有机肥、沼气等粪尿处理模式，仍然是不具备粪尿就地还田条件的养殖户（场）和养殖企业，不得已通过增加生产成本而购买养殖环境的养殖模式。在环保上属于主动、经营上属于被动的模式，其成效逊色于“秸秆就近利用、粪尿就地还田”模式。

例如，河北省隆化县出台了《关于扶持农业产业发展助力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产业扶持政策，用于肉牛圈舍补贴、贷款贴息、龙头企业培育、疫病防控和基础设施等扶持资金超过亿元；贵州省桐梓县出台相关政策支持绿色生态肉牛全产业链项目；云南省从建设绿色有机肉牛生产基地、配套种植绿色有机饲草饲料、提高绿色有机良种化水平、提升产品加工能力、市场开拓能力、重点培育大龙头、培育云南牛肉品牌等方面，制定了详细的扶持政策及分阶段目标；广西罗城县出台了《2019肉牛产业奖补办法》，结合贫困户牛舍面积大小及养殖数量，给予不同标准的奖补；四川省实施“10 3”产业扶持政策，四川筠连县实施“1 n”的政策和实施“好牛贷”从政策和金融上促进肉牛产业发展。上述这些地方性政策对各地肉牛养殖户和企业经营增收、精准扶贫以及产业发展均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具有种质资源特色的地方品种得到了产业化开发，成为特色肉牛产业发展的遗传资源基础，初步构建资源保护与利用相结合、开发与创新相融合的新格局。并形成“点上保种选育、面上杂交改良”和“以保为先、以用促保、保用结合”的特色肉牛产业发展模式。

多年形成的级进杂交生产模式逐步向利用杂交优势的生产模式演变。近年来，部分企业和生产者逐步认识到了杂交优势的益处，在级进杂交群体中引入第三个品种来提高生产效率，例如，高代西门塔尔杂交牛引入安格斯（或夏洛莱、云岭牛）进行西门塔尔杂交生产模式。

肉牛牦牛产业扶贫形成的能繁母牛基地和架子牛基地所产生的效应将进一步显现。半农半牧区牦牛舍饲错峰出栏和低海拔农区牦牛高效舍饲育肥模式将继续扩大，高原牧区与低海拔农区季节性生产互补、养殖资源互补、牦牛牧区草地生态压力降低的效果将进一步显现。

非洲猪瘟疫情和后续的复养、禁抗，以及目前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等的影响，可能增加饲料原料供给成本，后端生产环节的人工成本和牛源成本等将处于一定的高位。因此，较之单纯扩大饲养规模来提高效益，更推荐提高肉牛牦牛的单产，在此基础上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向前、向后延伸产业链、或者采用复合经营（种植×饲养×销售）的办法来提高经济效益。

牛呼吸疾病综合征及犊牛腹泻综合征病因复杂，涉及病原体多，治疗效果差，缺少特异性预防产品。早诊断和早治疗目前仍是降低该病损失的主要措施，提高牛场生物安全水平是重要的预防手段。以流行病学资料为依据和现有技术集成为基础的综合防控技术模式、加强技术培训和推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种牛场和核心场实施重大和重要疫病净化力度有望进一步加大。加强多联快速诊断技术、新型单苗和多联多价疫苗、以及安全高效药物的研发，对提高我国牛病防控水平具有打基础利长远的重要意义。

环保上将进一步追求“秸秆就近利用、粪尿就地还田”，对于没有就地还田条件的养殖企业，特色有机肥是其环保经济效益的增长点。牦牛适时出栏、夏季强度放牧育肥、冷季半舍饲养殖技术、不同海拔梯度全舍饲短期育肥技术和养殖模式将在牦牛产业中进一步推广。

智能化肉牛养殖目前还只是其他行业翘楚进军肉牛养殖业的噱头，尚需时间夯实其技术研发基础，将来有望应用于肉牛牦牛养殖业。

2020年中央1号文件在优先保障“三农”投入中明确提出推动“养殖圈舍”、“依法合规抵押融资”，这为解决我国肉牛牦牛养殖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将起到积极作用；持续推进和扩大“粮改饲和种养结合”规模和覆盖面，从政策层面支持以肉牛为代表的种养循环模式，定向支持“产犊补母”稳定牛源计划，支持以秸秆青贮、白酒糟等为代表的区域性副产物资源高效利用的土地和养殖配套政策，有计划持续推进贫困地区母牛带犊和能繁母牛群建设，形成高质量和有特色的架子牛基地和促进农民有效脱贫。同时，在加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针对封锁、隔离和限制移动给肉牛产业带来的特殊影响，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有望出台相关政策措施，维护活牛与牛肉正常产销秩序，保障牛肉市场供应。

针对村落内农户、小型牧场养殖肉牛牦牛的模式，建议各地方政府指导村政府在村落外一定距离设置场地，用于配种、兽医医疗、物料交换，或在监测外来人员符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疫标准、履行检疫手续的情况下，允许车辆直接入村装卸物料，既有利于新冠防疫隔离，又利于生产。

对于享受信贷补贴制度的养殖户、养殖企业应考虑肉牛养殖投资规模大、周期长、见效慢等特点，提高贷款额度，降低信贷利息，相应延长还款时间，解决养殖户贷款后的还款压力。特别是针对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给肉牛牦牛养殖户和企业带来的不利影响，建议银行及金融部门对受疫情影响具有现实困难的养殖场延长贷款期限或追加贷款和贷款补贴，保障养殖场的运营，促使其尽快恢复产能，同时降低牛肉价格上升的风险，确保肉牛牦牛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粗饲料是衔接种植业和畜牧业的纽带，更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具体抓手和工具，例如“粮改饲”。不但如此，粗饲料还与环保、降低草原生态压力、调节和促进各地草食畜禽产业稳定发展等重大领域息息相关。粗饲料在行业和领域之间有区别于猪鸡饲料的广泛关联性。

在草食畜禽养殖业蓬勃发展，草食畜禽产品消费热情持续高涨的市场背景下，粗饲料的消费量和流通量已经成为仅次于谷物饲料的第二大饲料商品，已是一大产业。

作为饲料，粗饲料有品质保障难度大的特性。因为粗饲料种类多、来源广、水分含量差幅大以及加工和储藏工艺差异大，因此粗饲料产品的品质和生物安全性保障难度大。

粗饲料还有区别于谷物饲料的特殊性质，例如运输成本高、回收和加工成本高、贮藏用地多和占用空间大、机械占用率高、自身价格低等。这些特性是制约草食畜禽产业发展的重大因素，也是不得不解决的重大问题。

基于粗饲料以上的重要地位和特性，建议将粗饲料纳入政策法规调控范畴，针对粗饲料的特点制定适用政策和措施进行管理，促进草食畜禽产业和粗饲料产业的健康发展。

耳标全覆盖是提高生产效率、技术推广、安全防疫、市场调控等全面管理的基础，追溯体系和大数据系统则是全面管理的手段。为此，建议从中央到地方，进行立法并制定措施，下大力气实施耳标全覆盖，并同时建立追溯体系和大数据系统。从产业中剔除盲目、混沌成分，提高产业运行质量和效益。

针对我国肉牛牦牛主产区的需求，在完善现有组织架构的基础上，加快组建和改组联合育种体系，全面提高民族种业水平。在大力支持和引导技术研发、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质量安全体系等的基础上，加快启动《畜禽育种法》及相关配套法规的立法研究工作，在法律层面尽快建立肉牛育种工作长效机制，确保肉牛育种工作的连续性、稳定性。

同时，投入财力物力，围绕影响产业的主要综合病症，以家庭牧场和养殖企业两种模式为临床评价支撑点，以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和生物制品企业的联合体为核心技术研发据点，在灵敏快速诊断方法、新型高效疫苗、新型兽药、综合防控技术及其推广体系的建设与普及上，为产业提供强有力支撑。

因此国产牛肉应以高品质的中高端产品为主，并引导冷鲜形式消费。进一步强化国内肉牛屠宰加工企业由单一屠宰加工向牛肉食品加工企业的转型，强化牛肉深加工的开发，提高牛肉的深加工比例。强化牛副产品的精细化预处理和精深加工，提高企业的整体效益。

加紧促进实施“就地养殖、就近屠宰、就近仓储和销售、变运牛为运肉”的产业链合理化工程。提高屠宰加工企业的准入门槛，加大淘汰落后产能的力度，扶持肉牛养殖主产区高标准肉牛屠宰加工企业的技术升级改造，提高肉牛养殖主产区的屠宰加工能力和加工水平。

投入财力物力，针对国产牛肉产品，实施差异化、特色化研发研制工程。针对不同牛种、不同产地、消费群体的口味需求，尽快形成区别于进口牛肉产品的、特色各异的国产牛肉加工模式和产品群，提高我国牛肉加工业的核心竞争力。